《黄昏》(2) - 从阳光走入灰暗

前言：这个系列的文章是《奇迹的黄昏》的读书笔记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份笔记其实是对原文的改写，将其主要观点简要表达出来，并在适当的时候添加自己的一些评论和见解。浏览更多关于本书的笔记请点击这里（待更新）。 

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的城市改革前，是中国改革的起步期，也是最阳光灿烂的时期。中国人仿佛刚刚从真空中走出来一样，迫不及待地拥抱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。

这一段改革最显著的要素是：成功的农村改革（包括乡镇企业的确立）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基本确立。在这个时期，农民被授予了“权利”，农村生产力得到全面释放，农村经济活力大幅提高，对外开放的试点城市让城市居民也看到了巨大的希望。

改革所带来的理想主义情绪也在蔓延。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迅速缩小，城市生活水平提高，大多数人都获得了改革所带来的利益，因此整个中国上下都沉浸在乐观和喜气的气氛中。无论是农民，工人，还是知识分子，都在等待改革降临后自己所会获得的好处，等待奇迹降临自身。

政治上，左派彻底失势，以邓，胡、赵为代表的改革支持者主政，在党内迅速形成了改革派，并且在群众中支持率也日渐升高。

“无疑，这是一个充满快乐与期望的时代。在当时的中国，领袖、精英与大众在情绪和意见上都打成了罕见的统一，他们被一种前现代社会天真的乐观扭结在一起。人们仿佛触摸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胎动。”

“不，它几乎就是事实。中国正沐浴在改革的灿烂阳光中。”

倚靠官僚阶级的城市改革

1984年前的理想时代的改革并没有与旧体制进行摩擦。旧体制的根据地在城市，尤其是大中城市，那里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，有着数以万计的机器在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，还有着数不清的干部和工人。对农村来说，旧体制已经形同虚设，发挥不了多大作用；对新设立的经济特区来说，偏远的沿海区域小山村根本毫无体制可言。从改革涉及城市开始，中国的改革便开始渐渐误入歧途，并且越走越远。这种状态从1984年开始，直到现在仍未见停息。

1984年之后的这一阶段改革是给官员以“权力”。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。在1984年前，中国的改革是还“权利”于民，特别是农民，而84年之后的改革则是将“权力”授予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，让他们在改革中的利益最大化，以此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和推动。而改革的目的是全民利益的最大化，这就产生了明显的冲突：倚靠可以为所欲为的官僚体系来为全民牟利，岂不是与虎谋皮？自此，改革的实际操作已经和改革的原始目标背道而驰。

为何官僚阶级

选择官僚阶级推动式的改革是政治必然。作为当时改革的唯一推进者，官僚阶级所推动的改革的目的必然包含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假如选择还利于民的方式，不仅将会失去对改革的控制和解释权，并且将会不可避免地冲击中国官僚体系的政治基础。之前的农村改革改的是官僚阶级的最底层，也就是基层干部，根本就无足轻重；而在荒凉的沿海地区，传统官僚阶级毫无利益可言，改革可放心大胆地走下去。但是到了城市里，倘若动摇了官僚阶级的地位，侵犯了他们的利益，则难以收场。

社会的急速分化

官僚阶级的改革直接造成了社会分化为2个部分：利益受损者和既得利益集团。直到今天，这种方法依然是能够最为有效地划分社会阶层，指出主要社会矛盾。从那时开始，“人民”这个在毛泽东时代代表整体统一的概念被瓦解，不同阶级，不同群体的之间资源和财富分配开始越来越悬殊，隔阂加深。整个中国社会处于紧张焦躁之中，终于在某年的春夏之交得到了集体的爆发。

知识分子的悲剧

然而，这场运动实际上是由尚未发育完全的树苗所结下的青涩的果子。知识分子有激进的方案，希望得到社会和领导阶级的认同；中国的民众不管那些学院派方案，想做的只是宣泄几年累积下来的对腐败，社会不公以及财富差异的不满，带着对知识分子的道德上的同情，一起抗议。作者说这种结合是扭曲的，无力的；然而这种结合并不奇怪，当然也无法达到它的目的。

以今天来看，不难发现，青涩的果子还未成熟，树就被连根拔起了。当今的中国知识界，在官僚的高压管理体系下，唯唯诺诺，谨小慎微，见风使舵，基本丧失了知识界应有独立人格。大学是最不应该科层化得地方，然而现在官僚体系的触角已经遍布整个大学校园 - 可以说，官僚体系控制着大学的一切。前文说过，改革是以官僚体系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的，那么在体制的掌控中，谁还会在意学术独立，自主创新这些看不见什么好处的东西呢？从政府官员，到被管理的大学，所见到的都只有节节攀升的钱而已。

1984年至1989年的5年的城市改革以突然发生的悲剧，无奈地给自己暂时画上了一个逗号。现有改革是存是废尚无定论，未来的改革路线图更是遥遥无期，观望和等待风气弥漫整个社会。改革，乌云密布。